我国最近几年特大灾害性事故频发，如北京市密云县踩人事件、大头婴儿事件、苏丹红事件、深圳舞王事件、山西溃坝事件等等。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论文的开题报告。
这些灾害事故的发生与某些监督管理者疏于或懈怠监督管理的义务是分不开的，如果监督人员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在市场经济深化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责任的冷漠、对职责的懈怠，甚至官商勾结，疏于防范与监督，不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责任事故频发。政府如何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减少对人身及财产的危害，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对于疏于职守、懈怠职责、工作中不谨慎、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危害社会后果的行为，现代社会提倡以法律的手段刑罚来解决公职人员的过失行为，追究监督者、管理者的刑事责任,达到有效地预防、减少类似事故发生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中仍有相当一些责任事故难以处理，最后不得不以行政手段解决，导致肇事者逍遥法外，进而难以遏制责任事故的重复发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对行政领导责任的归责依据不明确，在引进监督过失理论时大多照搬已有的思想，而不是结合本国刑法的定罪标准犯罪构成来对行政领导的有罪与否进行认定，以致于监督过失理论的应用性不强。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试图从一起责任事故案例引出深化监督过失理论的必要性，继而分析行政领导责任的内涵和本质，再结合犯罪构成来分析对行政领导的非难性，以期使行政领导责任的理论依据为什么是监督过失这一问题更明朗化和具有实用性。
国内外研究情况:
自xxxx年的sars事件以来,公共责任(类似的表述有行政责任、官员问责、领导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概念进入了人们的眼界,社会进入了一个承诺责任的时代,行政领导责任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么追究行政领导责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学者对行政领导责任的分类探知。其中典型的有以下几种：据张成福的理解,可以把行政领导责任分为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诉讼责任、政府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对行政领导责任的分类，相应地，张成福认为对行政领导的非难性源于行政领导不遵守道德规范，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不遵守法定的权限、越权行事，政府和平民的契约性平等关系，政府仅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法人因为须承担赔偿责任。胡建淼、郑春燕认为,行政领导的责任来源于行政领导的职责，若行政领导未履行或未妥善履行行政领导职责，且这种未履行或未妥善履行的行为属于其主观意志能力范围内，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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