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结构的颠覆
源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强劲增长，外贸依存度急剧攀升，1980年只有12.5%，2006年达到65.51%，远高于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17%。与此同时，近1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而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5%，远低于世界平均值76％[1]。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沉重打击就此成为了中国经济衰退的导火索。要尽快使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长久避免外部经济的剧烈影响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以内需为主，然而，由于消费率长期偏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导致经济结构失调，一时难以形成围绕消费需求发展经济的良性增长格局。需要意识到的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改变经济对外依赖性过高的局面，重振市场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尚需时日。
1.2金融危机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金融风暴来袭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创，产业工人纷纷下岗，大量的农民工面临失业和户籍的尴尬，朝不保夕，陆续返乡抑或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现状中，返乡的农民工毫无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又有农业补贴的激励，多数要求重新获得原有的那份分给自己的农地。荒废的土地重新拾起相对容易，但对于那些在先前外出打工时将土地转包出去，目前尚未到期或是已布满作物的农地，要求在此时收回难免有些困难，人地矛盾就此升级，纠纷激增。那些年轻的农民打工一族，他们缺少务农的经验，看尽了都市的繁华，体验了都市人的便利生活和多彩的娱乐项目，他们在失业返乡后面对大片的黄土地所表现出的意兴索然，暗自伤神和向往着城市生活的心情，促使他们又一次地怀着一线的希望在城市里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但多数仍是在温饱的边缘挣扎，成为游离于城市边缘的极不稳定因素。就此一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社会矛盾深化，以往隐匿其中的问题也在此时逐渐浮出水面，社会安定面临严峻挑战。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进程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4700元，其中近40％为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
在江苏省，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3％。金融风暴刮来的经济下行，使得自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9亿多中国农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8年12月对分布于全国31个省（区、市）的2200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同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农民务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降低28.7％；西部地区则下降13.7％。显然，农民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总体消费水平，要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需要我们转变长期以来依靠外贸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内需的扩大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内需的拉动，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有专家指出，消费不振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仅以2007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左右，这正是我国内需薄弱的要害之处。所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市场的启动对农村乃至国家经济发展都寓意深远。
2金融危机
背景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工就业的矛盾与统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经过农村经济发展历史的证明，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经营体制下所暴露出的土地细碎化、不利于集约经营、科技投入和小生产对大市场等不利因素都要求加快农地的流转来改变现在的状态，向农业的现代化迈进，这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题中应有之意。
农业部曾经估算，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万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鉴于目前农村、农业有限的承载能力，随着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及其它一系列优势效应的产生必然使得农民工将持续不断的涌现，这是由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这只劳动大军也将会长期的存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当前，要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搞活土地使用权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