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的一天清晨，我很诧异地发现，在我走过的那条马路的水泥缝里竟然生长出了一颗小草，是那么得卑微啊。
一条窄窄的缝隙，竟然萌发了一株生命。她似乎没有考虑生存空间的局促，也没有想象路人的践踏；她活着，担负着生儿育女的使命，还得给灰色单调的地面填一些调子。春天经她在灰色的画布上轻点一笔，冬的寒气就退避三舍，眼前的一点新芽，便绿了空间，绿了时间，绿了灵魂。
卑微得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公交司机，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欣赏着他熟练的驾驶技术。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里面盛有萝卜条咸菜和半个馒头。趁人多上车的时候，他咬几口馒头，夹几根咸菜，喝几口白开水，然后又专心致志的开车，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感。
不知怎的，我竟然产生了与之聊天的欲望。他到挺健谈，听到我是老师，脸上现出羡慕的神色，表现出对文化人的崇拜，对好职业的向往。他在早晨六点发第一班车，五点从家里匆匆赶路，大约到十点，才有二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他得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还得交接一些事务，然后又出发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行车的路线哪里有坑有洼，哪里的下水道井盖又被人偷了，哪里的马路又扒了，哪里的城管又撵路边的小商小贩了，他视力好得像录像机。尤其是一卖菜的郊区农民被城管把秤给折断了，把三轮车没收了对他刺激很大，同时对自己的稳定职业充满了敬畏。工资虽一千六七百块钱，在高房价的今天，大房子买不起已是铁定事实了。好在有几十平方的房子供三口人住着，孩子上高中，住校也节约了一定的空间。头疼脑热的有公费医疗，国家给交养老保险。虽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但咱就是开车的命，就得把活干好。等孩子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自己也就满足了。
当司机师傅提示我到站时，我仍沉浸在他的话语中。公交车没入了车的河流，那位司机也没入了千万公交车司机的河流，普通的如一滴水般没有任何声息。
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
三轮车里，孩子还在酣睡，仿佛外面的严冬与他是老相识，特意给他留了一个暖和的摇篮。夫妇俩给孩子掖紧了被子，又用棉被盖上要卖的菜，以防冻坏。一看就是郊区的菜农，太不容易了。本没想买菜的我驻足良久，买了五棵大白菜，三斤萝卜，几斤芹菜，直到我的自行车无法装载。他们极热情地帮我捆好，说着感谢照顾之类的话，又往我的车筐里抓了把芫荽。当丈夫调侃我想当菜贩子时，我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三轮车里熟睡的孩子，冻得有些红肿的粗糙的双手。我再次走下楼来，冬阳也怕冷，正要加快脚步回家取暖。那睡醒的孩子正蹦蹦哒哒的帮倒忙，也就三岁的样子。三口人收拾好剩余的菜，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车斗里，男人很有劲头地蹬着三轮车，隐隐约约还传来妹妹坐船头的曲调。
夕阳下，三个人的世界，三个人的剪影，三个人的油画。
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年少时因为家贫而辍学，一年夏天，在晒谷场上，他收听到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从小嗓音嘹亮的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唱歌，就开始以此为人生目标。
12年来，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学会了天书般的4首意大利歌剧选曲、一首西班牙歌剧选曲。在北京，他通过了《中国达人秀》的海选，他就是被誉为农民歌唱家、歌剧达人的徐宏东。
他是一个挖煤工，为了生存，下井做矿工，冒着生命危险挣钱养活家人，在矿上举行的职工卡拉OK大赛，他以一首摇滚版的《家在东北》赢得了二等奖，他就是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摇滚矿工的王刚。
23岁的王刚对自己说：虽然我是矿工，但我永远也不会改变摇滚精神。什么是摇滚精神？不迎合，有思想，还有一点责任。他对别人说：你们可以说我是挖煤的，但不可以说我是臭挖煤的。因为我还有梦想。
人生是一条单行线，我们或许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却可以留出心灵独舞的空间。我们的双脚可以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但我们的灵魂却要在天空中翱翔。再卑微的生命也要绽放，也要穿越苦难的风雨，抵达生命的壮丽和辉煌。
有时，行人有意无意地踏上一脚，她痛苦地缩紧身子，四肢全都贴到地上。她知道，从土里出生的东西，肯定会在土里埋葬。只有紧靠母体，她才能承受住生命之轻，承受住生活之重，才会在一场雨后重整河山，让人们去衡量一株草的生命厚度。
她是一株草，没有名字，她在四季里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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