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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中之喜剧了。

这件事和英国高尔司密的一段逸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与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人看自己，他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咧！”此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饮茶更有味。

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无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