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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某日夜晚，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医院里，乃莉·维加因残留在子宫内的胎盘组织，引发了产后大出血。如果不输血，她将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但乃莉·维加却拒绝输血，因为她所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认为，神创造的一切都是既定的，所以信徒不能输血（包括血制品）。全美所有医生都知道这一条规定。

然而为她接生的医生们做出了只有美国人才会做的事：一名医师驾车飞速飙向斯坦福高级法院，要求法官发出输血令，这时已经是凌晨2时。一是因为人命关天，二是病人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再拖延，法院于深夜做出紧急裁决，允许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施行输血。

乃莉·维加得救了。

可对乃莉·维加来说，死亡乃是一次超脱，信徒可以从死亡中再生，从而更加纯洁；而血管里被注入别人的血，就意味着违背了上帝造“我”的本意。乃莉·维加愤怒了，医院自以为是地亵渎了她的信仰！于是她控告医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权，要求推翻斯坦福法院的紧急裁决，并禁止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背病人的宗教信仰给病人输血。否则按美国判例法，以后相似事例可以不用请示直接执行。而医院方面则提出，医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输血的，所以不存在侵权问题。斯坦福高级法院则维持原判，不予受理。

乃莉·维加不服，又向州最高法院上诉。1996年4月，康涅狄迪格州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斯坦福医院违反了个人之身体有权自主决定的法律传统，侵犯了乃莉·维加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

尽管医生们的好心没得到好报，但却没有人抱怨或后悔。

因为按照美国医学界的传统，医生毕业时都要立下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一个医生，要尽其所能为患者谋利益。治病救人，也是每个医生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每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完成了一次神圣的事业——其他的事都可以不必计较。

同样也没人可以谴责乃莉·维加恩将仇报，同医生因信仰坚持为她输血一样，乃莉·维加拒绝输血并把医生告上法庭同样是出于信仰。只不过医生坚守的是人道主义信仰，乃莉·维加坚守的是宗教信仰，他们各自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与操守，这里没有对与错——包括那些坚持了人权信仰的法官们，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敬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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